文 / 江苏省佛教协会名誉会长 心澄法师

前  言

明开长老是我们省佛协的老会长，是当代德高望重、远见卓识的大德高僧。改革开放后，1981年江苏省佛教协会正式成立，明开长老被推举为首届理事会会长，后于1987年继续被推举为第二届理事会会长。1994年，长老年事已高，在省佛协换届会议上，长老被推举为第三届理事会名誉会长。这次会议上，我有幸当选为副秘书长。会议是1994年6月23日召开的，明开长老提前将省佛协换届工作交代妥当后，他于半个月后的7月8日就舍报生西了。

1983年，也就是长老担任省佛协首届会长期间，我来到镇江金山寺礼恩师慈舟长老披剃出家，之后就到南京读佛学院了，1986年考入中国佛学院，直到1992年，都在北京读本科和研究生。1992年毕业后，我回到金山佛学院授课。这期间，虽然也有幸拜见过明开长老，但因常年在外求学，得以亲近长老的机会并不多。但是恩师慈舟长老会时常给我们讲到明开长老，为我们讲述明开长老早年勤学苦修、舍身护教的感人事迹，这为我们初出家的青年僧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明开长老德厚流光，懿德堪钦，他的精神常常激励着我在求学路上精进不懈。明开长老一生勤学精修、厚德载物，具远见卓识，不仅为江苏省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为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贡献了建设性意见。

省佛协第五届、六届理事会，我都承蒙大家厚爱，被选举担任了省佛协两届会长，此间我提出要继承和发扬明开长老、茗山长老、明学长老等前辈会长的德业、智慧与精神，因此，我又对明开长老进行了更为全面、细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明开长老等老一辈大德会长，都如指路明灯，为我们照耀着前行之路。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间明开长老生西已30周年，而长老勤学与护教的点点滴滴，我始终记忆犹新，他的精神不仅曾让我在负笈求学期间勤学不懈，而且激励我在担任会长期间恪尽职守。因此，我想对长老的点滴往事作一侧记，一是缅怀长老之德范，更是希望以长老之精神激励后学，永为楷模！

一、从目不识丁到深入经藏：记明开长老之苦学勤修

明开长老俗名徐德贤，1910年出生后就被父母从绍兴老家带到了杭州，他随家人在西湖附近的昭庆寺前落脚。他的父亲是创烟工，母亲是摇丝工，舅父是摇船工。本应幸福的家庭，在旧社会却不幸连连。他2岁丧父，6岁丧母，之后依舅父摇船谋生，10岁时舅父又溺水身亡。当时昭庆寺的一位法师（后来即明老的剃度师父）看他孤苦伶仃，便慈悲地带他到寺里做小香伙谋生，他就在寺中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但没过多长时间，因其体弱多病，被迫离开寺院，他又跟着舅父的表弟过生活。直至16岁时，他回到寺院找到师父，这才正式剃度成为一名沙弥，并于次年受戒成为比丘。

出家受戒后的明开法师，已对佛教有了新的认识，因此发愿要能做个好和尚，要为早逝的父母超度祈福。长老自述道：

“到17岁（1926年）在寺内受戒，正式做了和尚。受了戒，有了戒牒，可以到各处寺庙申请居住。自己想到父母去世早，好好地做个和尚，多念些经，超度父母。 ”

他是不幸的，出家前生活困苦，年幼时父母双亡、寄人篱下，儿时的悲苦辛酸可想而知。但他又是幸运的，因为他得以与佛教结缘，10岁时被慈心的师父带入寺院，为他日后出家种下了金刚种子，16岁时终于重返寺院剃度出家，走上了学佛修行之路。

如果说，10岁的他入寺是为求活着，16岁的他出家是为谋出路，但出家、受戒后的他，却开始建立起了佛教的信仰。他发愿要“好好地做个和尚，多念些经，超度父母”，这是一份至诚的孝心，亦合于佛心。但是，他虽有心做个好和尚，但因不识字而无法学习经典。但这又激发他走上了艰苦求学之路。长老述曰：

“听说常州天宁寺有学戒堂，里面读书的都是小和尚，我就到常州天宁寺（1928年，19岁）住学戒堂，课程是四书，宗教仪式，清规戒律。”

明开长老16岁出家，17岁受戒，到19岁时为做个好和尚，要多念些经，超度父母，他从杭州来到了常州天宁寺求学。他在天宁寺学戒堂住了一年，其间不仅学会了认字、阅经，还学习了儒家四书，及佛门的礼仪规矩。他对佛法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对清规戒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此时他也意识到，学佛不仅是学知识，更要有修行，解行并进才是入道阶梯。因此，他于1929年（时年20岁）只身前往苏州穹窿山修习禅法。当时穹窿山住着禅门高僧道坚禅师，道坚禅师与虚云禅师、来果禅师等都是清末民国的禅门砥柱。明开长老当年在穹窿山茅棚禅修一年。之后于1930年（21岁）再次踏上了负笈求学之路。这次，他前往的是宁波观宗寺的弘法研究社，学习天台教理。当时负责观宗寺弘法研究社的是谛闲大师的弟子宝静法师。入社的要求是：“十八岁以上，曾受具足戒者”“身体健全，无诸嗜好”“品行端正，能守社规”“文字粗通，曾听教参禅”“志愿坚固，能不半途而退者”。凡上标准，明开长老当时全都符合。他时年21岁，且已受具足戒，身体健全、品行端正，而且通过在寺学习也能粗通文字，特别是在天宁寺和穹窿山的学修，让他有了听教参禅的经历。因此他顺利被观宗弘法研究社预科班录取，在那里专学天台教理，这段教学经历对他日后的修行成长大有裨益。他在观宗学社学习一年后，为能博学多闻，又考入厦门的闽南佛学院。因此，他于1931年（22岁）转学到闽南佛学院继续读书。当时，太虚大师为闽南佛学院院长，闽南佛学院开设的课程不仅有佛学，还有哲学、国文、日文、历史等。他在闽南佛学院学习了三年，其间亲近过太虚、弘一、常惺以及大醒、芝峰等著名的大德高僧，不仅学到了教理、开拓了眼界、增长了智慧，同样也继承了这些高僧大德的优良品格。

1933年，从闽南佛学院毕业后，明开长老就开启了闭关阅藏的修学模式。他先来到江苏宜兴海会寺阅《龙藏》，两年后，于1936年又到苏州穹窿山阅《碛砂藏》。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当时外有日军侵略，内又匪患不断。明开长老在山上阅藏，曾数次遭受土匪抢劫毒打。时境所迫，他于1937年秋天离开穹窿山，先到苏州盘门瑞光寺落脚，1938年到苏州北禅寺常住，他在北禅寺一住就是十年。前之所学、所修在此皆有了用武之地。他在北禅寺讲经说法，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弘扬佛法、度化众生之路。

明开长老从入佛门以来，求学、弘法可谓一步一个脚印。他的每一次选择都是随心而为，但又似高人指点。从他出家受戒，发愿成为一名好和尚，为父母超度，进而入天宁寺学戒堂学字、习礼，过丛林生活，后又到穹窿山修习禅法，解行并重，再后来专学天台深入教理，然后到闽南佛学院博学多识，亲近了数位高僧大德。学成之后，又在宜兴海会寺、苏州穹窿山阅藏数年。抗战期间则在苏州北禅寺讲经说法、度化众生。一路走来看似随心随缘，却是那么有序坚实。其背后真正的推动力，我想当是长老心中那份纯真质朴的信仰和愿心，是他的信仰和愿心始终指引着他坚定前行，使明开长老从一名目不识丁的困苦少年，最终成长为了一位深入经藏、弘法利生的优秀僧才，这为他日后成为一代高僧奠定了基础。

二、因博学多闻而求真敏行：记明开长老之辩讹护教

明开长老从目不识丁的少年，成长为一位博学多识的法门龙象，实为吾等后学之楷模。他从1938年秋到1947年冬，在北禅寺常住弘法整整十年。之后，又受礼请，在拈花寺任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明开长老又往药草庵任知客。1951年，他积极参与到苏州市佛教徒抗美援朝工作委员会的活动中。之后，他一直致力于推动新中国佛教事业之发展，助力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明开长老自述：

“1956年至1966年上半年，这期间，我被选举为苏州市政协委员和市人民代表。1957年和1962年，先后接到通知，至北京出席全国佛教代表会议。 ”

1962年，苏州市佛教协会成立，明开长老被推举为苏州市佛教协会首任会长，并连续担任了四届苏州市佛教协会会长。他还先后担任了中国佛协第三届理事会理事，第四届、第五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并于1994年，在第六届中国佛协代表会议上被推举为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副主席。明开长老不仅为江苏佛教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对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著贡献。

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僧大德，当我们翻开他的工作笔记时，感受到的是那么平易朴实，这应该就是高僧那“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的德范吧！翻阅长老的笔记，其中有大量关于读书、阅藏时的记录，非常详细。给我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的严谨治学与睿思敏行。在此略举数则长老笔记中的内容，从中可以看出长老广学多闻、严谨求真、正讹护教的精神。

例如，在他的笔记中有一篇关于《苏州历史园林简解》的辩讹记录，长老写道：

油印的《苏州历史园林简解》，我看了一下，有些字迹模糊，有些史实不够正确，还有错字。略举几点如下：

23，“支週”是支遁之讹。

28，“崇宝寺”是崇报寺之讹。

36，“被万峰和尚喝住的一喝石”，这神话不知是哪里来的。

由此可见，长老对佛教高僧、名刹如数家珍。支遁（314—366），字道林，世称支公，也称林公，别称支硎，本姓关，是东晋高僧、佛学家、文学家。魏晋时代，玄学流行，名士清谈，蔚然成风，支遁佛学造诣很深，他家世代崇信佛教，他提出“即色本空”的思想，成为当时般若学“六家七宗”中即色宗的代表人物。支遁曾在苏州市西的支硎山修建支山寺，此山又名报恩山﹑南峰山。因支遁隐居于此，故山以支硎闻名。此外，从他对于万峰和尚喝石的神话求证出处，可见他治学严谨的态度。

他又纠正了另一处错讹：“天如禅师和他的徒弟惟则所筑。”明开长老纠正道：

“天如是名，惟则是他的号，是一人两名，把他作为师徒两人，是《府志》之讹？还是作者之误？ ”

对于另一则错误：“为了纪念他的老师中峰像狮子形，便名曰狮子林”，明开长老纠正道：

“天如得法于中峰，中峰在浙江天目山狮子峰从高峰学禅而得法，为了纪念得法的源流是由狮子峰而来的，因建此林名曰狮子林，并不是中峰的容貌像狮子形便名曰狮子林。”

这是一则关于苏州园林之狮子林的得名注解，书中把天如惟则当成两个人，把狮子林的得名，解的牛头不对马嘴，长老则一一记录下来，并予以纠正，必是待机缘呈于编撰者修订所用。此外，长老的笔记中还有一处：

22，“寒山拾得对歌舞亦有研究，曾几次去日本传经讲道，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

对此，明开长老纠正道：

“这种说法不知是根据哪里而来的，据寒山拾得的多种记载，他两人是唐代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的两个著名诗僧，没有说他两人对‘舞亦有研究，曾去日本传经讲道’。他两人的作品传到日本去是可能的，至于促进中日文化交流有贡献的和尚，到日本去的汉僧如鉴真等，到中国来的日僧如空海等，而不是寒山拾得，他两人根本没有到过日本，怎么能说他两人‘曾几次去日本传经讲道’呢？把历史事实同神话故事一样随意写出，这种态度是不对的。 ”

长老对此不仅是纠错，更是批评编者罔顾史实、不加考证的学术态度。

我还见到过，长老为了证明三国时代佛教已传到苏州，特致信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张学群先生，他在信函中这样写道：

三国时代，吴赤乌年间，佛教已传到苏州，据史实来看，是可信的。我根据《中国名胜词典》（324页）写了赤乌四年，原文如下：

1.“瑞光塔，位于江苏苏州市盘门内，原名普济禅院，三国赤乌四年（公元241），孙权为康居国（在今中亚）僧人性康建造。赤乌十年建十三层宝塔，宋宣和年间（1119—1125）重修时改为七级，更名瑞光塔。 ”

2.又316页，“北寺塔，原名报恩塔，在江苏苏州市旧城北部平门内，相传为三国吴赤乌间孙权为母吴夫人建造。”

3.《频伽精舍大藏经》致字函第九册《佛祖通纪》第五十三页，“吴赤乌四年康居国沙门康僧会来吴国”，因求得舍利而造建初寺（在南京）

4.又第十册《佛祖历代通载》第四十三页：“康僧会至吴，按吴书赤乌四年”，也因得舍利而建寺。

5.又致字函第三页，《康僧会传》：“吴赤乌十年，初达建业（南京）”，也因得舍利而建寺，名建初寺。

6.《吴都法乘》第一册第三页，“赤乌四年，有康居国大丞相长子，弃俗出家，名僧会，姓康氏，初达建业（南京），也因得舍利而为建寺。”

以上资料供参考。最好再参阅《苏州府志》《吴县志》《瑞光寺志》《北寺塔志》，可惜我们这里这些志书在“文革”中都被搞掉了，苏州博物馆、图书馆可能是有的，我因病体关系又不能前往借阅。

我文化太差，拉杂写来，不妥实处，恳请赐以改正！ 

敬祝健康！

明开敬礼

85.7.22

在明开法师给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张学群先生去函后，苏州市志办于1986年1月23日复函，表示已采用了“赤乌年间”佛教传入苏州的说法，并向明开长老表达了感谢。他们又以“十六观”无法索解，而向明开长请教。长老收到信函后，于1986年1月25日即回函解答：

“十六观是：1. 日想观；2.水想观；3.地想观；4.宝树观；5.八功德水观；6.总想观；7.华座观；8.像想观；9.佛真身观；10.观世音想观；11.大势至想观；12.普想观；13.杂想观；14.上辈上生观；15.中辈中生观；16.下辈下生观。详见《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简称 《观无量寿经》，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十六种观想方法。 ”

我还见到，明开长老为信众答疑解惑的书信开示，由此也可见证长老深入经藏，对于经典信手拈来，并注明出处的严谨态度。1985 年11月26日，上海一位名叫倪溶塘的居士给明开长老写信道：

“（自己）对于修持，拟改为每日只虔念六字洪名，其他经论赞颂偈句等，随世俗情需要，则临时采用，虚度82，残年风烛，敬希大德指示，以期无误，请不吝谕示为感。”

明开长老接到信件后，于11月29日就给这位老居士回信了，他在信中开示道：

“对于修持，拟改为每日只虔念六字洪名”，很好！一门深入易得成就。

《弥陀经》中说：“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

《楞严经》中，大势至菩萨是修念佛三昧成功的，他说：“佛问圆通，我无选择，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

节录以上两段经文，供您老参考。谨祝法喜充满！

明开 1985.11.29

如上信函往复，足见明开长老不仅佛学功底扎实，对于佛教经典十分熟悉，更重要的是他治学态度十分严谨，凡落笔必有出处。而且，待人非常真诚，收到信函后，当即抽空回信，这对一位年事已高，法务烦剧的老人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正是这些平凡的生活点滴，才更令我们感到长老的伟岸，令人敬佩之至。

当然，明开长老辩讹求真，本身也是一种护教的行为。在那个佛教被大肆曲解的年代，明开长老的辩讹，更彰显出其护教心切。例如，当时为纪念苏州市建城二千五百年，苏州大学历史系苏州地方史研究室编写了《苏州历史知识台历》，台历中关于“曝书翻经”条目的记载和解读有误，为此，明开长老特写信纠正：

佛教寺庙中，历来重视保护文物经书，每年伏天，把经书翻晒一次，防虫蛀防霉。但不限定六月初六，如这一天阴雨，就不翻晒。也不“跪于烈日中翻经曝晒”，都是在经楼或殿宇中进行的。

《苏州历史知识台历》：“旧历六月初六，……庙宇寺观亦出贝叶经，集村妇为翻经会，使跪于烈日中翻经暴晒，谓翻经十次，可转男身，乘机敛骗钱财。”

佛书中我不曾见过有这种记载，也没有“翻经十次，可转男身”的说法，正式寺庙中的僧人也决不允许有这种事。僧人翻晒经书与这种借佛骗钱的勾当是完全不同的，不加区别，把它作为历史知识来宣传，佛教徒看到以为是在丑化僧人，影响不好。

其实，这是一种歪风邪气，不能标是民间的一种风俗习惯，当时既已禁止，没有必要再把它当做历史知识来宣传。

明开长老于1985年12月31日上午写好信，并委托周永生同志带给了相关编辑人员。1986年1月8日，苏州大学历史系苏州地方史研究室给明开长老回信，并同时抄送了纪念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年筹委办及市宗教事务处。他们在回函中写道：

该条目中有关佛门的某些措辞和引文，可能存在着考虑欠周的缺点，故容易引起佛门中人的误解，还有在撰写这种内容的条目时，没能很好地照顾到宗教界人士的感情。基于此，谨向法师，并通过您向苏州佛教界人士致歉。《台历》今后再版时可考虑作适当删修。

此份意见书中所提供的寺院中保护文物经书以及曝经的时间、场所等情况，对我们今后的研究工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再次致以谢忱，并恳切希望今后多多赐教。

实际，这种不实之讹传，会为佛教贴上负面标签，让大众受蒙蔽，以为佛教是骗取钱财，而非弘法利生。明开长老以其博学、严谨、求真、敏行的态度和做法，辩书册中之讹误，为佛教正名，实是我们应当效法的护教之行。

当然，明开长老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事迹和功绩，如他在“文革”期间舍命保护寺院文物；他担任中佛协理事、常务理事，担任江苏省佛教协会两届会长，苏州市佛教协会四届会长，及担任西园寺方丈期间，都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关于长老为法忘躯、荷担如来家业、高瞻远瞩的种种事迹，我曾在明开长老生西二十周年纪念时，撰文从“勤修解脱道与菩萨道，讲经弘法利益众生”“舍身护寺，以大局为重，无私为佛教”“以戒为师，坚持佛教根本 ”“重视文化建设，重视人才培养”等四个方面进行了略述。而今，我谨以此侧记，以期彰显长老“转迷为觉，弘法利生，清化五浊”之品行。最后，我想以茗山长老所撰之《明开法师颂》作为结语：

“一识明公，正知正见；律己以严，与人为善。年少出家，诸方参学；阅藏习禅，转迷为觉。弘法利生，清化五浊；西园选贤，僧中拔擢。住持戒幢，克勤克俭；既任会长，不骄不谄。大跃进时，抢救文物；“文革”期间，护经护佛。五百罗汉，未遭损失；佛教史中，可书一笔。下放菜园，心怀故宅；返回寺中，维护古籍。整理经书，八万余册；蔚成大观，载誉全国。自利利他，精进不懈；爱国爱教，僧伽师范。 ”

“行化诸方德望重，振衰起弊不辞劳”。愿我等后学都能以明开长老等老一辈大德高僧为榜样，在新时代的今天，继续精进学修，爱国爱教，不辞辛劳。愿学习明开长老之悲智行愿，为新时代中国佛教的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继续勇猛精进，奋斗不懈。

谨以此文纪念明开长老生西三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