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苏省佛教协会顾问、苏州市佛教协会会长、苏州西园寺住持 普仁法师

摘  要：明开长老是江苏省佛教协会创会会长，曾担任中国佛协常务理事和咨议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也是苏州市佛教协会创会会长，担任西园戒幢律寺方丈32年，为当代中国佛教作出了卓越贡献。长老爱国爱教，严持戒律，一身正气，修行精进。生在中华大地动荡不安的时代，历经辛亥革命、军阀割据、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十年浩劫、改革开放等历史时期，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变迁中，坚持爱国爱教，坚守佛教根本，继承古德留下的优良传统，勇于革新，与时俱进，将国家政策、佛教戒律与制度与寺院管理密切结合，长老一生正是“法门龙象，光垂千古”。

关键词：佛教中国化 爱国爱教 明开长老 江苏佛教

引言

明开长老（1910—1994），号真源，是江苏省佛教协会的创会会长并连任两届，曾担任中国佛协常务理事和咨议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同时，长老也任苏州西园戒幢律寺方丈32年，上世纪60年代起担任苏州市佛教协会会长直至1994年圆寂。长老严持戒律，一身正气，精进修行，护持佛教，对于现代中国佛教作出了很大努力，尤其在当代佛教中国化和契理契机的实践方面，贡献卓著。

一、佛门开蒙，勤修三学

明开长老出生于晚清时代的1910年，浙江绍兴徐氏子。出生不久便由父母从绍兴带至杭州西湖昭庆寺附近居住，同时青少年时期一直过着不甚稳定且生活无着的日子，可以说这就使长老在童蒙时期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对长老一生可谓是影响深远。据明开长老的自述传记记载，长老从1岁开始几乎整个青少年时期都在寺院度过。童年的他一直处于艰难困苦之中，2岁丧父，6岁丧母，之后随舅父生活，可10岁时舅父也溺死，万幸蒙得昭庆寺悟禅大和尚带到寺院被收为徒弟，在殿堂从事照看香火的工作。12岁时，旧社会局势动荡，之后的3年被迫在船上讨生活，1925年又回到昭庆寺，正式依悟禅大和尚剃度出家，并于1926年在昭庆寺受了具足戒。

长老直到虚岁19的年纪，也是出家之后才逐步有了学习的机会，先学习文化知识，其后便逐步依戒、定、慧三学多处参学，这也奠定了其最初的学修基础。长老出身贫寒之家，自幼失怙，生活处于动荡不安、生计无着的状态，根本就没有上学的机会。出家后，长老“想到父母去世早，好好地做个和尚，多念些经，超度父母”。可以说受到传统孝道思想的启发，长老又了解了佛教可以通过诵经来荐亡祈福，但是学习经书就要识文断字，在当时长老几乎没有任何学习经历，诵经也是有困难的。

怀着这样的想法，1928年，长老便着手学习文化知识。他先从杭州昭庆寺北上到常州天宁寺，住学戒堂，其间学习的课程有《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些儒家经典，开蒙文化知识；同时也学习佛教仪轨和寺院清规、佛制戒律，对戒学的熏习，为长老打下佛教行持和进一步学习教理的基础。当时驻锡天宁寺的是冶开大和尚，他是民国时赫赫有名的禅宗大德，提倡禅教并重，延续天宁家风。老和尚把天宁寺学戒堂的规矩定得很严，对学僧“动辄打人”，从中可以窥见天宁寺学戒堂的严肃学风，长老在这样严格条件下开启学修，也奠定了其一生精进修学和严持净戒的基础。

1929年，长老前往宁波观宗讲寺弘法社学习天台教理，一年以后，考取了太虚大师于厦门南普陀寺创办的闽南佛学院，受到了三年系统的现代学院教育。在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四个佛教教育系统中，长老先后选择了注重传统丛林教育的观宗学社和吸收现代教育模式和经验的闽南佛学院，在这两支重要的佛教教育机构参学，既培养和坚固了佛教信仰，养成了高洁的僧格，因此很好地继承了优良的佛教传统；同时，又接受了以太虚大师为代表的近代“人间佛教”和改革思想。这些学习经历不但丰富了长老定学和慧学的体验，而且为日后在当代佛教中国化作出贡献奠定了基础。

1933年开始到1938年这5年时间里，从闽南佛学院完成学习并顺利毕业的明开长老，先后到江苏宜兴的海会寺阅藏，之后又到苏州吴县穹隆山大茅蓬阅藏、习禅，这5年的学修经历进一步促进长老在佛学义理及实证方面的进步。

1939年开始，由于社会上的形势逐渐紧张，日寇侵略加上旧社会地方政权的反动和软弱统治，长老驻锡的穹窿山也不太平，强盗、匪寇很多，生命安全难以保障，静修更是难以为继。遂从这一年开始，长老就不得不由城外穹窿山寺移锡苏州城内，先后在城南的盘门瑞光寺以及城北齐门内的北禅寺继续静修。长老在城内一待就是十年光景，正好是长老年纪在30多岁的时节，长老加强内修也为后面讲经说法和为佛教发心贡献一生做了重要的准备。同时，由于苏州城内属于日伪盘踞的沦陷区，长老也深刻体会到亡国生活的耻辱与艰难，不但加强了出离心、菩提心、忍辱的修行，更在心中加深了爱国主义情怀，长老渴望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渴望人民团结安宁的情怀从此贯穿了长老的一生。

这一时期，学修已经臻熟的长老被苏州佛教广为认可，陆续被延请至在市内各大寺院讲经说法，据《明开大和尚年谱简编》记载，长老从1939年30岁的时候开始，一直到解放后的1955年长老46岁时，几乎每年都被各处邀请开坛说法，弘法利生，受到各界欢迎和好评。同时，长老还积极参与寺院管理等工作，于1939年在苏州四大禅寺之一的北禅寺担任知客，1947年长老38岁时，鉴于抗战胜利之后山乡趋于平静，天性好静的明开长老再一次住山习禅，转年的1948年受邀负责瑞光寺下院拈花寺的管理工作，担任代理监院。1949年4月底，苏州地区解放，同年长老被委任为北禅寺监院。1950年起先后在城内天王井巷的药师庵修养身体，以及到观前街附近的药草庵与雪相法师一起修学佛法。可以说，长老与江苏佛教和苏州佛教的缘分是日渐深厚。

总之，长老的成长伴随着纷飞的战火和动乱的局势，面临国破家亡的惨状，长老并没有因困难而退却，反而求法之心愈加坚固，不但多处参学，学习了文化知识和佛学基本教理，还读佛学院、习禅、阅藏，始终以“戒定慧”三学为修学总纲。多年学修的积累为长老后来在苏州各处讲经说法提供了必要准备，而这些进一步与苏州和江苏所结下的法缘，则又成为长老为江苏和苏州佛教的发展进步作出极大贡献的契机。

二、坚守本位，护教利国

坚持佛教本位，是长老成长过程中的心得，也是解放后长老在践行佛教中国化进程中一以贯之的线索。

由于长老在苏州佛教界的威望很高，1954年7月召开的苏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长老就被选为人大代表。1955年底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苏州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长老当选政协委员。参与苏州市“两会”，被选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可以说是组织上和新生的人民政权对长老长久以来坚持佛教本位、努力为国为民不懈努力的认可。

1956年，随着“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中国的社会性质由新民主主义转为社会主义。1956年7月，长老脱颖而出，被苏州市佛教界推举为苏州市佛教协会筹备委员会秘书长。11月，组织上在西园寺举办爱国主义学习班，长老参加学习。学习结束后，长老就驻锡西园戒幢律寺，后寺院成立寺务委员会，长老被推举为主委。1957年1月苏州市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长老再次当选人大代表，长老一直连任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直至上世纪90年代。此后，同年，在上海玉佛寺和苏州西园寺参加佛教界人士社会主义学习班。学习结束后，长老被推举为市佛教筹备会代理主任。上任后，长老亲力亲为响应国家号召，对全市佛教完善管理和基本情况摸排调查做了大量工作，这包括：走访市区各寺院，调查摸排相关情况，统计出市区寺院僧尼人数、场所数量的基本情况，这是长老亲力亲为获得的苏州佛教当时现状的第一手材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此基础上，长老领导市佛协和筹备组对本市的佛教寺院，进行统一管理，动员出家众集中，杜绝了因分散造成的不便管理等问题，也根据个人意愿结合戒律清规要求清退不符合要求的部分僧尼；对可移动的相关佛教文物集中起来，统一进行保护、保管。苏州市的佛教兴盛千余年，是我省佛教重镇之一，长老在解放初高瞻远瞩地协调好爱国爱教的关系，既坚守佛教本位，又力所能及地积极为新社会建设作出努力，反映了长老智慧与慈悲的精神，这也是长老多年修学在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的展现。

1962年6月，西园戒幢律寺恢复方丈制，长老被举为方丈；7月苏州市佛教协会正式成立，被举为会长。此后，长老又被选为苏州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承担起越来越重要的责任。过去几十年的学习，长老遍学佛教经、律、论三藏，努力进行修行实践，顺应新社会的新角色，长老深知自己要更加努力地接触并参与到这种新的知识体系之中。他先后参加了统战部门举办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学习班，认真学习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积极组织苏州市各寺院住众学习党的宗教政策。长老善巧地将政治学习与“报国土恩，报众生恩，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佛陀教导结合起来，使传统的佛教思想自然而然地适应了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

作为苏州市乃至江苏省和全国都德高望重的佛教大德，代表省、市参与了很多全国及江苏省佛教界的会议和活动，并担任重要职务，为江苏省乃至全国佛教的健康发展以及宗教政策落实而不懈努力。长老于1957年3月底代表苏州和江苏佛教赴北京参加了全国佛教代表大会，被推举为中国佛协第二届代表会议代表，1962年被推举为中国佛协第三届代表会议理事。党的宗教政策落实后，1980年及1987年连续两届被推举为中国佛协常务理事；1981年3月江苏省佛协第一届代表会议、1987年省佛协第二届代表大会连续两届被推举为省佛协会长。同时多次任省政协委员。长老多年担任要职，即是他爱国爱教、坚守佛教本位的必然结果，也是他在当代佛教中国化工作的重要平台。

三、保管文物，守护道场

长老深知佛教根本所在，深知佛教文物的宝贵，因此怀着十分珍重之心，高度重视佛教文物保护工作。

上世纪50年代，为全面梳理苏州佛教基本情况便于开展佛协管理，长老在进行市区寺院普查时，也同时初步了解各寺院文物保护情况。面对寺院文物面临流失的危险，时任市佛协筹委会主任的明开长老，在政府相关部门、接管单位和寺院之间呼吁、宣传，将散落各处的经书佛像等抢救出来（其中不乏国宝珍品）。最终，这些珍品都得到了妥善保护和收藏。1957年3月26日至31日，中国佛教协会第二届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明开长老在大会书面发言时提出：“建议调查文物，集中保管，以免散失”的提议。

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破四旧”风潮席卷苏城。8月25日，千余名红卫兵上灵岩山，推倒砸烂所有佛像，接着又破坏了上方山的楞伽寺、药草庵等，局势十分危急。明开长老在危急中冷静应对，指挥若定，一方面把西园寺文物室的所有文物保藏起来，特别是其中最珍贵的36件快速移交给苏州市文管会保管（“文革”结束后这批文物得以完璧归赵）；另一方面，把寺院主要殿堂和藏经楼全部封了起来。他亲率僧众，日夜巡逻，严禁外人入内。十年“文革”凶险不断，“明开老和尚以身护寺护经，本人被打成双耳失聪致残，而经书等珍贵文物和众多殿堂佛像，终于完好地保存下来。西园戒幢律寺由此成为苏州市唯一一座没受到破坏的寺院，为日后本地区的佛教振兴贡献出巨大的力量，明开老和尚厥功甚伟！”

1970年9月，明开长老与安上老和尚一起整理经书。这些经书都是在“文革”期间长老向有关人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千方百计才努力保存下来的古本善本。面对古籍整理这项工作，长老立刻投入自己的所有精力，本着向历史和未来负责的高度使命感，在繁复的工作中，默默地度过了日日夜夜。他埋头苦干3年，与安上老和尚等寺院常住法师一道，初步整理编目了数万册古籍善本经书。在《苏州市古籍善本书目录》的引言中，对凝聚着长老护法的心血成果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苏州佛教经藏蔚为大观，虽屡遭浩劫，然大致幸存，数量之多，品种之富，版本之全，殆可称为冠绝东南，载誉全国。”

因“文革”的大面积破坏，改革开放后，全国各地寺院恢复，缺乏佛像供奉，西园寺将自身收藏的众多佛像送至全国各地。上世纪80年代初，香港宝莲禅寺因兴建天坛大佛向内地申请一套大藏经。1982年，明开长老同意中国佛教协会的建议，以中国佛协名义无私捐赠一部《乾隆大藏经》给香港宝莲禅寺。这部由西园寺珍藏的大藏经卷帙较为完整、保护完好，宝莲禅寺十分重视此事，专门成立了迎请委员会赴内地迎请藏经入港。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祖国，可以说长老这一举动为促进“一国两制”香港回归、让香港同胞了解内地宗教政策落实的真实情况等起到了积极作用。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胜枚举，体现了明开长老为祖国、为佛教、为道场的无私精神和慈悲情怀，值得后人学习传承。

四、建言献策，维护权益

保障佛教界的自身权益，是佛教中国化的基石，是佛教在中国立足以及稳健发展的关键条件，更是新时代背景下与时俱进共创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1980年宗教政策落实，长老通过各种场合的提案，努力为恢复江苏省、苏州市相关寺院的开放不断奔走。1980年1月政协江苏省四届三次会议在南京召开，明开长老在会议上提出了第158号提案，要求把毗卢寺和鸡鸣寺归还佛教协会管理使用。1981年1月21至26日，明开长老在苏州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五九号提案”，要求立即停止灵岩山公墓业务，在10月16日得到了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的书面答复。1980年底，苏州三大寺院逐步恢复宗教活动，省相关寺院也在不断努力推动下得到恢复，这些工作为江苏和苏州佛教在全国较早开始进行恢复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

长老在参与中国佛教协会以及省政协等相关层面会议上，为促进我省佛教尽快恢复正常积极建言献策。1980年底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上，长老在会上就首先提出了“政策要像政策，干部要像干部，庙要像庙，和尚要像和尚”的主张。这一思想得到了党和国家相关领导的认可，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先生在会议总结讲话中即直接引用了明开长老的说法：“凡是按宗教活动场所恢复的寺庙，应该以僧尼为主，应做到庙像庙，和尚像和尚。”1981年3月，江苏省宗教局陆询如局长在省佛协第一次代表会议上，提出寺院应由僧尼管理的理念，并获得政府的肯定和支持。这也是长老在践行佛教中国化上的重要理念之一。

长老还善巧的将搞好寺院管理同积极参与“四化建设”结合起来，从而丰富了江苏佛教中国化建设的内涵。据1983年《苏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简报》第16期报道，明开长老在会议上作书面发言，把管理好寺院，提高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高度来认识，也就是说，佛教事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组成部分。同时，在《简报》上发表了《管好寺庙，为四化服务》一文，进一步将寺院管理与全社会的发展方向作了结合，以实际行动落实我国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要求。长老进一步将这个观点进行梳理、提炼，逐步在省佛教层面向大家宣说这个道理。1984年6月21日，明开长老在江苏省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为《坚持爱国爱教，为四化服务》，再次明确表态，要“宣传好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协助政府贯彻执行”明开长老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引导下，实现了他的老师——太虚大师提出的僧尼“参政而不干政”的愿望，这也是江苏佛教积极探索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鲜活实践。

五、除旧革新，承担责任

长老很早就结合寺院管理探索佛教民主管理制度。解放前苏州绝大多数寺院的住持都是传法制。1962年任方丈后，却不因循守旧，敢于革除旧弊，极力主张选贤任能，把苏州西园戒幢律寺由原来的衣钵嗣法的寺院改为了十方选贤的丛林。1987年2月25日，在中国佛协第五届代表会议的小组讨论时，长老发言中指出：“寺庙管理制度，以方丈为主，必须发扬民主，选举才德兼备的人，不称职者随时撤换。传法与寺庙管理权要分开。”1987年5月16日，省佛协会议上讲：“不能把庙当自己的小庙，十方常住十方僧，传法、接法与新旧住持交替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长老的话得到了教内有识之士的普遍赞许。后来，中国佛教协会作出规定：凡是开放作为宗教活动场所的佛教寺院一律建设成为十方丛林，管理人员由僧众推选担任，五年一届。在寺务管理上，凡是重大寺务活动，都须经过执事会议商讨通过。实际上，在出台这项规定的20多年前，明开长老就将西园寺由传法制改为十方选贤制，已经率先开始探索寺院民主管理制度了。

长老努力做好度僧传戒和兴办教育等工作，续佛慧命。宗教政策落实后，佛教界首先面临的是僧才紧缺、青黄不接的艰难局面。为破解这一难题，长老与苏州、上海等大德长老一起，一手抓剃度传戒工作，一手抓佛教教育。从1980年起苏州重新恢复剃度，据统计从1980年宗教政策落实，到1994年长老圆寂前，长老先后九次剃度了40多位沙弥。从1982年开始，苏州恢复传授三坛大戒，其中在1982年7月—8月和1985年3月至4月的两次有170余人，1990年10月—11月，求戒的戒子更达1200人之多。同时，长老与明学、明旸等老一辈大德共同商议，发起创办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佛学院于1980年12月10日开学，为推动当代佛教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1983年，在明开长老等江苏省内外佛教大德长老的努力推动下，我省又在南京成立了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两座佛学院的创办，为江苏佛教未来的发展起到了人才培养方面的保障。同时，苏州佛教遵循传统丛林制度，坚持早晚课诵、诵戒过堂，杜绝苏州市区寺院的经忏佛事，只做随堂普佛，还为居士传授三皈五戒，弘扬正信佛教。通过明开长老为代表的老一辈大德长老的不断努力，及时解决了佛教界人才青黄不接的困局，为省市佛教日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长老积极参与社会慈善，为两个文明建设作出努力。长老亲自带领苏州四众弟子为市区学校教育事业和建立用于远程教育的卫星中继站进行资助，为促进我国教育事业作出佛教力所能及的努力；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市福利院、残疾儿童、低能儿童福利、支援非洲灾区等方面随缘乐助3万余元；为绿化场地、修建停车场、修桥铺路等38万元。据不完全统计，长老在社会公益方面捐助有40余万元，这些济世利民的乐助得到了各界好评。长老带领苏州佛教界对社会大众宣扬利乐有情、建设人间净土、众生平等、爱国爱教、报国报恩、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慈悲喜舍等佛法义理，这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四有”“五爱”相通，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明开长老戒行严持，弘扬正法，坚守佛教根本，为佛教事业不辞劳苦，为佛教事业积极努力，文革时期舍身护寺，保护佛教珍贵文物，改革开放后多次任省市佛协会长，带领着佛教四众弟子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道路，爱国爱教，适应时代，敢于革新，勇于开拓，为现代佛教中国化作出了卓越贡献，不愧为一代高僧、四众楷模。而正在进行中的新时代江苏佛教中国化的实践，正是对以明开长老为代表的我省老一辈大德长老毕生殷勤付出的最好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