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苏省佛教协会副会长、盐城市佛教协会会长

1937年7日7日，卢沟桥事变拉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帷幕，也成为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盐城佛教界全体僧众与弘法在大江南北的盐城籍僧人不约而同投身到杀贼降敌、救世济民的时代洪流中，用鲜血与生命、用信仰与情怀为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书写下可歌可泣的历史诗篇，为佛门增添了可圈可点的光辉文章。

一 、盐城佛教界与盐城籍僧人抗日救国的思想来源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深入推展，随着佛教界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推进，盐城佛教界以及分散在大江南北的盐城籍僧人络绎不绝地加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在思想上与行动上始终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不离不弃。

1、响应党的号召，跻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华步伐，东三省相继沦陷。1935年12月，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一系列决议。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目前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逐步走向深入，这其中就不乏佛教界僧众抗日除暴的身影。

为团结佛教界爱国人士，毛泽东同志表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于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类抗日团体都充分吸收宗教界人士参加，比如晋察冀边区《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组织章程》就明确规定：“边区抗日人民，凡年在十六岁以上五十五岁以下者，不分阶级、不分性别、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等，均得登记参加组织，为本队队员。”这就从制度上将宗教信徒纳入到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中，“成为一种统一战线性质的人民武装组织”。

与此同时，党也积极主动地做好宗教界上层人士的抗日工作。“1939年4月，周恩来和叶剑英在南岳会见了祝圣寺法师暮笳、演文、巨赞等人，和他们一起讨论抗日救亡工作。周恩来在暮笳的纪念册上亲笔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强烈震动了南岳宗教界。后来，巨赞法师同暮笳法师率南岳僧侣200多人发起组织了南岳佛教救国协会。”南岳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佛教界的抗日情形如是，盐阜地区佛教界在刘少奇、陈毅等人的领导下同样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重要的一环。“从盐城第二届参议会开会的情形看，……盐城第二届参议会……几乎包括了全部的盐城各界的领袖，包括了各阶层各党派的代表。从最大的地主、有钱人到最穷苦的工人农民代表，从佛教会的和尚至共产主义者，从七八十岁的老前辈至二十岁以下的青年代表，从国民党员、刚从韩德勤部下回家的高级职员、由重庆到苏北的职员到其他有党无党的人士，以及各个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的男女代表，无所不有。”盐阜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诚可谓“无所不有”，无所不包，这其中便有盐城佛教界领袖人物雪松法师等人的身影与声音。

此外，对于宗教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党还就舆论上给予支持，正是在《新华日报》的引导与推动下，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以及伊斯兰教先后成立了抗日救国的统一组织，而中国宗教徒联谊会——宗教界的全国性统一组织的成立也是《新华日报》大力推动的结果。也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佛教界广大僧众，包括盐城佛教界与盐城籍僧人，不约而同地跻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殊死一搏，为佛陀家业的流传存续奋力一战。

2、响应教内动员，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浪潮。

盐城佛教界与盐城籍僧人陆续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中来，与当时佛教界领袖人物的振臂高呼、思想动员以及身先士卒的护国举措是分不开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太虚法师电告全国僧人：“兹值我国或东亚或全地球大难临头，我等均应本佛慈悲：一、恳切修持佛法，以祈祷侵略国止息凶暴，克保人类平和。二、于政府统一指挥之下，准备奋勇护国。三、练习后防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亡，维持秩序，灌输民众防空防毒等战时常识诸项，各各随宜尽力为要！”圆瑛法师则“以中国佛教会会长的身份，号召教界青年僧人组织僧侣救护队，救护伤兵，收容难民，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行列。僧侣救护队在战地前线抢救伤兵，用卡车运送到各地伤病医院疗伤，为此付出了一名僧人阵亡、数人受伤的代价。同时，成立了多处难民收容所，后来圆明讲堂亦用于收容难民。”

在太虚法师、圆瑛法师等人的大声疾呼与积极运作下，僧伽救护队纷纷涌现，遍及全国各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上海僧伽救护队、陪都慈云寺僧侣救护队、湖南佛教战地掩埋队、镇江佛学院僧众宣传队、重庆国际佛教徒访问团、湖南佛教抗敌后援团以及成都佛教会僧侣救护队等。僧伽救护队尽己之所能，以自己的方式，抵抗日军的暴行，救国难于危急，护佛门于困厄。比如“中国佛教会组织的抗战救护与慈善活动，为佛教界带来积极有利的影响，上海报纸将他们誉为‘英勇僧侣’，外文报纸称他们为‘战神之敌’。他们的英勇事迹深受社会上的赞美，博得中外舆论的好评。”“在抗战期间，佛教徒对护国卫教工作，无论在精神上，或在物质上，或在前方，或在后方，或在国内，或在国外，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下，佛教徒所表现积极护国救人的精神，可谓‘救国不让人’，足堪称之为无愧焉。”

二、盐城佛教界与盐城籍僧人抗日救国的切实举措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佛教界有识之士的号召下，盐城佛教界以及盐城籍僧人以切实的行动参与到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中来，践行回报四重恩情的弘誓大愿：“我们不但要图报要挽救苦恼已迫在眉睫、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我国家我民族的恩者，同时将濒于水火之中、或间接直接与我们有恩者的他国家他民族，我们也要图报挽救之，那么我们亦不得不自起而抗敌，抵抗我们的敌人，抵抗侵害我恩者的敌人！”

1、军民携手，勠力杀贼。

盐城佛教界的抗日救亡之举首先表现在与新四军的携手并进，一致抗敌。1939年8月，盐城县第一中学生补习团在上冈成立，补习团藉由国民党“读书救国”的名义，以为中学生补习文化课的形式教育青年学生抗日救国，在上冈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后因日军飞机经常袭扰上冈，补习团逼迫迁移至上冈西舍利寺，再至孔庄福慧庵。补习团后来在地下党员树海的引导下转变为共产党骨干成员培训班。

1940年10月10日，“北上的新四军陈毅部队与南下的八路军黄克诚部队在盐城以南的白驹胜利会师，完成了党中央提出的‘向北发展’、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同年11月24日，陈毅、刘少奇自海安抵达盐城，中共华中局总指挥部迁至盐城，驻文庙。也是在这一年，陈、刘二人同在永宁寺正北楼居住、工作过一段时间，并在此召开过华中总指挥部会议。1941年年初，永宁寺正北楼成为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校部。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抗大第五分校培养了3000多名军政干部，这其中便有永宁寺的支持与付出。1941年3月，中共中原局（后为中共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机关迁驻泰山庙。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盐城弥陀律寺，又名南寺，建立起迫击炮厂和修械厂，而紧邻弥陀寺的放生庵则成为新四军兵工厂的后勤供给基地；与此同时，新四军还在盐城西部张庄大觉庵开办“盐城小学教员研究班”。同年2月，鲁艺华中分院在贫儿院开设，而鲁艺师生生活区则设置在贫儿院后侧的兜率院。3月，新四军后方医院开设于伍佑紫竹禅林。5月，华中党校在万寿宫创办，党校与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泰山庙隔河相望。同年6月，万寿宫毁于日军炮火。

1941年7月1日，中共盐城县委书记方秉文在湖垛西伴孤庵召开万人反扫荡誓师动员大会，他作大会演讲，要求全区人民行动起来彻底粉碎日伪军的扫荡阴谋。21天后的夜里，方秉文在盐城县十二区（今建湖县县城一带）区公所临时驻地毗卢庵遭遇土匪的袭击，不幸腹部中弹牺牲。

同年7月7日，盐城县中学生夏令营建营仪式和纪念抗日战争爆发5周年纪念大会在芦沟镇芦沟寺举行。夏令营原计划活动三周，7月20日，因日伪军发动夏季大扫荡，夏令营被迫停止，学生疏散回家，只留三四十名骨干组成夏令营服务团，一边游击转移，一边宣传反扫荡。这次夏令营活动时间虽短，但对参营学生影响极大，他们在以后的斗争中有的直接参加了主力部队，有的成为建设和保卫根据地的骨干，绝大部分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而芦沟镇芦沟寺则当之无愧成为这些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学生的人生转折点。

1941年9月18日，建阳县委县政府成立，政府机关设置在长北滩，位于今建湖县高作镇西北的长北村境内。建阳县委县政府平日以长北滩王氏宗祠为办公地点。紧邻宗祠南侧的是长北庵，庵内住有和尚。县委县政府尊重宗教信仰，没有占用长北庵，大小会议与集体活动都在王氏宗祠内举行，长北庵则扮演陪衬掩护的角色。建阳县委县政府在此间工作长达3年之久，成为抗战时期全县大政方针的发源地，领导抗日的指挥中心，长北庵也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1942年2月，新四军卫生干部培训班在伍佑广利院（今伍佑小学处）开办；也是在这一年，著名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先生自上海秘密转赴盐阜地区，途径大丰小海镇时，在镇海禅寺举行抗日演说。1943年8月，盐阜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始建。为纪念1940年10月至1943年9月在盐阜区抗日根据地所辖淮安、涟东、阜宁、滨海、阜东、射阳、建阳、盐城、盐东9县抗日阵亡将士，昭彰先烈，激励后人，盐阜区行政公署决定建造纪念塔。经实地勘察，决定以芦蒲寿安寺旧址为塔址。而在修建过程中，因砖块烧制不能、购买不便等因素，建塔所需材料一时短缺。紧邻寿安寺的天王寺与三元庙两座庵堂自愿捐寺建塔，将庵堂拆毁，用拆卸下来的砖块为烈士纪念塔的建造添砖加瓦。

而在一年后的1944年8月20日晚上8点多钟，美军B-29重型轰炸机在轰炸日本本土的归途中，突然坠落在建阳县夹晏乡（今建湖县建阳镇）金桥村晏荡沟畔。建阳军民与日伪军短兵相接，不但营救了5名机组人员，还护卫了坠落的飞机。而被营救的美军士兵则被安置隐藏在双庙庵，二战结束后5名机组人员安全返回美国。在艰苦卓绝的抗战相持阶段，盐城佛教界尽己之所能，尽己之所有，为进驻盐城的新四军提供场地，全力支持新四军用于机关驻地或办学培训，使这些场所成为没有硝烟的战场，为盐阜地区的抗战事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抗日战争期间，盐阜地区支持并参与抗日的寺院及其所发挥的功能，用表格显示如下：

盐阜地区参与抗战寺院一览表

就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盐阜地区参与抗战的寺院有21所，其中，有8所寺院为办学场所，分别是舍利院、福慧庵、贫儿院、兜率院、万寿宫、芦沟寺以及广利院、永宁寺，其中开办于永宁寺正北楼的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校部在近两年内培养了3000多名军政干部，永宁寺诚可谓盐阜地区抗日中坚力量的摇篮。文庙与泰山庙先后成为驻军所在地，长北庵虽不是名正言顺的政府部门所在地，因紧邻县委县政府，实际上扮演着县委县政府的护卫角色，其作用与地位不容小觑。弥陀寺与紫竹禅林一为兵工厂，一为医院，是战争中非常重要的所在。“民以食为天”，作为新四军兵工厂后勤部门所在地的放生庵则为厂里的工作人员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而伴孤庵与镇海寺作为抗日宣讲所可谓是思想阵地，其在潜移默化中激发出来的民众的抗日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寿安寺、天王寺与三元庙不论是作为盐阜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的所在地抑或是助建方，均为抗战出力不小，毕竟慎终追远才能继往开来。至于双庙庵则将佛教慈悲为怀的精神落在实处。

而盐城佛教界与新四军携手抗敌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雪松法师与共产党、新四军之间勠力抗日的一段佳话。早在1938年，盐城地下工作者李寄农、胡杨、树海、还寄萍等人就常在雪老住处举行秘密活动。为策应众人之安全，雪老亲为站岗放哨。1940年5月21日，他为阵亡将士撰写挽联，曰：“英勇抗战，壮烈牺牲，是真民族楷模，永光史册；浩气长存，精神不死，伫看倭寇消灭，还我河山。”1940年年底，新四军进驻盐城，建立民主政权，雪老荣任盐城参议会议员，“经常阅读《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毛主席的著作，受到教育、启迪与鼓舞。”

雪老还充分发挥自己掌握的中医知识，“组织盐城佛教人士组成抗日救护队，自己担任教官，传授、讲解基础的救护知识，组织担架队，救护抗日前线的新四军伤病员。”“他还积极参加抗日文化活动，担任龙冈夜校教员，兼任几所中小学的校董，主编《惠群月刊》，教唱革命歌曲。”1943年，雪老通过军邮与陈毅通信，在受到陈毅复信的当晚，就被伪军逮捕、刑讯，罪名是共产党。后在胡杨亲戚姜慰祖先生的奔走营救下才逃出虎口。

“壮志莫酬，斯乃恨事；倭寇未灭，何以为家。”正是基于这样的爱国情怀，陈毅军长这样评价雪老：“我们知道雪松法师是爱好和平、反对侵略的，过去做了很多对人民有益的工作，希望今后能给我们更多的帮助。”盐城市政府在雪老追悼会上作出的评价是：“雪松法师的一生是爱国爱教的一生。抗日战争期间，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组织佛教抗日救护队，积极救治抗日军民，开展抗日文化活动，动员群众缴纳爱国公粮，动员群众参军，在抗日民主政权内积极参政议政，被刘少奇、陈毅称为‘革命和尚’。”雪老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和尚”，名副其实的爱国爱教。

此外，兜率寺了性法师在新四军主持召开的盐城各界人士座谈会上的建言也颇值一提。1941年6月，新四军代军长陈毅、三师师长黄克诚等人在盐城举行各界人士座谈会，“盐城禅师了性……等各部门的负责人及工农代表等计200多人出席了会议。”座谈会上，了性法师秉公直言，对新四军鲁艺分院美术系系主任莫朴砍伐永宁寺内银杏古树的做法提出批评，陈毅军长在会上当即向了性法师道歉。作为当时最早的参议员，了性法师认真负责地履行了其作为参议员的职能，所以他直言不讳地指陈新四军的错误并加以批评；作为新四军的最高统帅，陈毅军长及时承认错误并做出道歉，在增进军民情感的同时，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稳固发展，为盐阜地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

要之，“1940年10月，盐阜抗日根据地开辟，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1941年1月，新四军在盐城重建了军部，接着华中局又在盐城建立。陈毅军长在盐阜区工作了两年多时间。在党中央和华中局的领导下，陈毅军长率领新四军奋战大江南北，坚持敌后抗战，为巩固华中根据地，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陈毅领导下的新四军在盐阜地区取得的抗日成就与以雪老为代表的盐城佛教界的努力与付出是分不开的。

2、身体力行，各显所能。

至于盐城佛教界以及盐城籍僧人的救国安民之举措，简述如下：

（1）盐城佛教界的抗日救国举措

抗战期间，作为盐城永宁寺、兜率寺、放生庵住持和尚的雪松法师，可谓是盐城佛教界的一面旗帜。不论是从思想上而言还是就行动上而论，他的抗日救国之举是那个时代佛门僧人抗日救世、力挽狂澜的缩影。抗日战争爆发后，当太虚法师、圆瑛法师等人代表整个佛教界提出抗日主张后，身在地方的雪老积极响应，他“主持《惠群》杂志（月刊）的撰文工作，宣扬抗日”；他登上演讲台，直抒胸怀：“出家人虽无家但有国，国破何以为家？出家人的脊梁也是硬的，热血也是红的，倭寇不除，情难平，心难静”；他秉笔直书，忧心国难：“年来国事蜩螗甚，还我河山知几时？珍重长风从此乘，好将雄略挽垂危。”

盐城佛教界的抗日壮举不仅有雪老一类大德高僧的踊跃参与，还有许多藉藉无名的僧人在为抗日奉献自己的热血乃至色身。1938年4月26日，日军从东台进犯盐城，纵火屠城，永宁寺在这场劫难中未能幸免，火灭后整个寺院仅剩断壁颓垣。据雪老回忆，日军纵火焚烧寺院时，寺中七位和尚挺身而出，舍身护寺，不幸身亡。

1943年6月9日的《盐阜报》刊载了一则题为“出家人抗日”的新闻，其内容大致如下：滨海双套乡禹王庙有个叫了逵的僧人，十分痛恨敌伪的残暴恶行，与师父协商后将寺产变卖，购得钢枪一把，报名参加了盐城当地的抗日游击小队，誓死保卫家乡。

1945年深秋8月16日傍晚，中共东台县委书记兼东台县抗日独立团政委胡辛人率400多军民攻打九灶城（今富安九灶村）日军据点，富安草庙住持降福老和尚带领三名出家人一起参加攻打九灶城西门，负隅顽抗的日军用机枪向西门外的游击队员疯狂扫射，草庙住持降福老和尚和其他三名出家人当场壮烈牺牲，老和尚时年73岁。

岐山乡福慧庵心田和尚热心抗日，决意捐出庙产二十亩，征募四个爱国热血青年入伍参军，每人可得五亩田产，其征章启事如下：“愿将稻麦田二十亩捐出，解决参军人家庭经济困难，征求四马（每人五亩）民族英雄县队或主力，从军抗日保乡保家光荣工作。有下列条件者，请到敝庵接谈：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年在廿至三十岁者；没做过坏事，过去参加过军队，成分纯良、家庭困者；志愿抗战到底者、有可靠保人者。”

盐城佛教界的抗敌杀贼之举形式多样，或是与新四军携手并肩，一同抗日；或是单打独斗，以一腔热血，报效国家；或是仗义疏财，招募乡勇，除暴安良；或是发出狮子吼，呼吁民众同来救国。一言以蔽之，就是通过自己的方式来扭转沧桑，回报国恩。

（2）盐城籍僧人的抗日救国举措

提到盐城籍抗日救国僧人，鼎鼎大名、冠于其首的便是栖霞寺寂然法师。寂然法师，江苏东台人，俗姓严，曾为栖霞寺监院。1909年在镇江宝华山受具，1939年12月圆寂。据南京栖霞寺所藏《寂然上人碑》记载：“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卢沟事起，烽火弥漫，旋及沪京（沪京指上海和南京），载道流亡，惨不忍睹。（寂然）上人用大本、志开两法师之建议与襄助，设佛教难民收容所于本寺。老弱妇孺获救者二万三千余人，日供两餐，时逾四月。道途宁静，始遣之归，真盛德也。事变之后……上人留守栖霞，苦极艰深，困行忍迈，铁肩负厄，处之怡然。”

正是秉持着这种锲而不舍抗敌救国的大无畏精神，日军的威逼利诱在寂然法师等一众僧人面前屡屡受挫。为掩护暂避栖霞寺的国民党军参谋长廖耀湘将军等抗日官兵，为藏匿记录日军在南京犯下种种罪行的胶片，日军用尽各种手段，“寂然法师等不畏日军淫威，始终不屈。无计可施之际，穷凶极恶的日军在三九严冬中当众剥光寂然法师的衣袍，从头泼浇冷水。寂然法师以坚忍的毅力，再次经受住了考验。”而当丧心病狂的日军以炮轰栖霞寺为要挟，逼迫寂然解散难民、交出抗日官兵和胶片时，寂然法师大义凛然地说：“如果你要炮轰栖霞寺的话，我将在门口等着你的炮弹落下。”寂然法师不畏强暴、视死如生的情怀可见一斑。

作为太虚得意门生的大醒法师，是从盐城东台走出去的高僧。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大醒法师紧紧跟随在太虚法师的左右。中日战争爆发，他在苏北联络各寺院僧侣，设立苏北七县僧众救护培训班，由他领导主持，训练战地救护人才，卫国护教，颇为地方当局重视。

茗山法师，盐城人，1914年出生于盐城大寺巷。抗战爆发后，茗老秉持太虚法师救国伏魔之志，奔走四方，呼吁抗日，在湖南衡阳、耒阳、长沙数地创办了佛教会与佛学讲习所，在大力弘扬佛学的同时，积极开展抗日工作。他为死难者诵经，祈祷逝者安息，脱离苦难；他奋笔疾书，在《海潮音》《正信月刊》《佛学月刊》等期刊上发表忧国忧民、爱国爱教的佛学文章；他与巨赞法师一起向僧众讲解当前国家的局势，宣扬抗日救国的理念。东台安丰籍僧人真禅法师也与茗老一样，在《民铎报》撰文抒怀，呼吁佛门僧众一致抗日，保卫国家。

行脚在大江南北的盐城籍僧人为抗日战争出力不小，他们的抗日救国之举动与盐城佛教界的杀贼安邦之行为可谓如出一辙，毕竟以寂然法师、大醒法师、茗山法师等为代表的盐城籍僧人在走出盐阜地区之前便已受到盐城佛教界的熏染，因此，不论他们走得多远，站得多高，他们的所作所为总是与盐城佛教界一脉相承，他们的抗日救亡举措可以说是盐城佛教界参与抗战的又一面向。

三 、简要总结

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在佛教界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盐城佛教界以及分散在大江南北的盐城籍僧人不约而同地投身到“降魔救世难，勠力转沧桑”的时代洪流中，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呼号呐喊、浴血奋战，为盐阜地区乃至全国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做出了贡献。盐城佛教界以及盐城籍僧人的抗日救国举措维护并确保了盐阜地区佛门有生力量的存在，并且通过降魔杀贼之壮举，对佛教戒杀护生之理念作出了新的诠释。“中国为保国家民族而自卫，为世界正义和平，为遮止罪恶、抵抗战争而应战，与阿罗汉之求解脱安宁不得不杀贼，佛之建立三宝不得不降魔，其精神正是一贯的。”这也正是盐城佛教界以及盐城籍僧人奋不顾身抗日救国的真谛之所在。

盐城佛教界与盐城籍僧人在抗日战争期间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以雪松法师为代表的盐城佛教界、以寂然法师为典型的盐城籍僧人，他们为抗战，贡献方外之地，积极配合并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他们为救国，奋笔疾书，振臂高呼，宣扬爱国爱教的主张；他们为济世，亲上战场，浴血杀贼，死而无悔；他们为安民，开办收容所、救护队，救护伤残，赈济百姓；他们为报恩，捐钱献物，买枪买炮，不计较个人以及常住的利益得失。根据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抗日战争期间，盐城佛教界与盐城籍僧人的抗日壮举主要包括贡献场地、亲上战场、宣传思想、捐献钱物、救护难民等五种方式，其中有11名僧人牺牲在降魔济世、逆转沧桑的前进道路上。

“佛教是热爱和平的宗教。佛教历来主张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以悲智愿行的博大襟怀对待人生和世界。通过修行六度、破除我执的方法，消除人世间的一切贪欲、歧视和仇杀，实现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伟大理想。这一超越民族和国界的以世界为本体、以和平为本位的和平理念，是人类文明社会中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维护当今世界和平的重要法宝。佛教是没有国界的，但是佛教徒却有自己的祖国。”诚然，“佛教是没有国界的”“佛教徒却有自己的祖国”。抗日战争期间，盐城佛教界全体僧众以及弘化在大江南北的盐城籍僧人为华夏民族的生死存亡做出了足以彪炳青史、流芳千古的非凡业绩。他们“在国难当头时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们的抗日壮举与救国情怀，激励着我们砥砺奋进。

来源 | 盐城市佛教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