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萧梁时期(502—557),在统治阶层的推崇下,佛教发展到鼎盛。当时寺庙林立、义学繁荣,佛教在思想上进一步中国化,形成了中国汉传佛教的基本形态,与中国社会生活的融合也进一步加深,深刻影响了当时建筑雕刻的建造,南朝萧梁陵墓石刻就是其中重要的体现。
 
南朝萧梁陵墓石刻分布在江苏南京、镇江等地,现存确认的共13处,为六朝帝王和王侯的神道石刻,主要由石兽、石柱和石碑组成,1988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朝萧梁陵墓石刻造型生动,气魄雄伟,是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珍品,石刻还记载了六朝时期的各种历史文化信息,因此也被誉为研究六朝制度的“活化石”。
 
南朝萧梁陵墓石刻是佛教与中国文化融合的产物,生动反映了南朝时期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一
 
陵墓石刻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既是“事死如事生”观念的物化,也是社会等级和家族传承的载体。在南朝萧梁陵墓石刻中,已经开始大量融入佛教文化元素。
 
(一)石兽。石兽造型的源流在学界存在诸多争论,但是融合中国本土的范式与域外元素已成共识。汉代以来的“有翼陵墓石兽”,本来是中国传统神仙思想中“羽化升天”的视觉载体。萧梁时期的石兽尽管还是延续了“有翼”的传统形制,但是王侯墓石兽呈现出“大张其口、伸舌及胸”的独特姿态。蔡鸿生在《狮在华夏》一文中考证了外来的狮子形象融入中国丧葬文化、成为镇墓瑞兽的过程。他指出,这种独特的“伸舌”特征,是古印度风格狮子“吐赤白舌”在中国石兽中的具象反映,这一特征在南朝较为普遍,至唐代已基本消失,带有鲜明的断代意义。南朝梁僧旻、宝唱等撰的《经律异相》中记载:“狮子王生住深山大谷,方颊巨骨,身肉肥满,头大眼长,眉高而广,口鼻畟方,齿齐而利,吐赤白舌,双耳高上,修脊细腰,其腹不现,六牙长尾,鬃髦光润,自知气力,牙爪锋芒,四足据地,安住岩穴,振尾出声。”除了“吐舌”这一特征之外,文献中所描述的其他具体特征,在南朝萧梁陵墓石刻中的石兽上均有鲜明体现。中国不产狮子,其形象在陵墓石刻中运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狮子在佛教中具有崇高的象征意味,通常与佛陀的威严、尊贵、智慧、力量联系在一起。例如,佛陀经常被称为“人中狮子”,佛之所座也被称为“狮子座”。此外,狮子作为护法神兽,具有驱邪的神奇能力,能够保护圣地清净,《急就篇》卷三中言狮子“辟邪除群凶”,而“辟邪”恰好就是王侯墓前石兽的名称之一。
 
(二)石柱。南朝萧梁陵墓石刻中,石柱的形制与古印度阿育王石柱十分相似。例如,萧景墓前的石柱是至今保存最为完好的,也是柱顶立兽的形式,石柱顶端刻有一只站立伸舌的石兽。除此之外,石柱在细节纹饰上也有大量的佛教元素,立兽下方的圆盖底部雕饰有莲花纹。莲花在佛教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华严经》中说“莲华藏世界”,用莲花寓意圣土;《观无量寿经》中说“莲花化生”,隐喻断业往生,都是寄托了超脱尘世、往生极乐的祈愿。两者搭配组合的样式,是在襄阳石柱造型的基础上改进而成的,显然受到了佛教艺术的直接影响。石柱方版的一侧刻有“持花供养人”画像,手捧插有莲花和忍冬叶片的壶形宝瓶,这些显然都是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萧景墓前的石柱方版下方有3个手撑铭文的“焰肩”畏兽浮雕,神态威猛、双腿遒劲。“畏兽”出自《山海经》系统,最早见于东晋郭璞的《山海经图赞》,是魏晋南北朝墓葬和石窟中常见的神怪图像,主要用来镇墓辟邪。方版上刻有铭文以标明墓主身份,铭文为楷体的“反书”,寓意“视死如生”“生死异路”,和接引升天的死后想象有关,这些都延续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也契合了梁武帝将本土传统的灵魂不灭观念阐释佛学而提出的真神论主张。而在萧宏墓、萧秀墓等陵墓石柱上则是力士形象,佛教中的力士通常承担着护卫佛法、彰显神力的职责,出现在石柱上当然也是期望获得镇固的效果,即护佑墓主的魂灵。由此可见,南朝萧梁陵墓石刻是不同形式并存的。
 
柱顶立兽的形制在南朝佛教中十分盛行。南朝梁慧皎《高僧传》中记载,康居国僧人康僧会在三国时期就在吴地弘扬佛法,而且南朝时与域外各国的文化交流不断,因此当时南方造型艺术与古印度佛教文化相似也是很自然的。
 
(三)石碑。现存仅有4件南朝萧梁陵墓石刻的石碑,在形制上主要承袭汉代风格,纹饰主要是龙、凤、云气等中国传统符号,除少数饰有莲花纹外,并无其他宗教痕迹。
 
二
 
作为当时最高级别的官方雕刻遗存,南朝萧梁陵墓石刻在保留中国传统丧葬礼制内核的同时,融入佛教艺术元素,两种文化符号共存,本质上是南北朝时期文化大融合的背景下,皇权政治、丧葬礼制、佛教中国化交织的产物,这既是佛教中国化转变的实物见证,也体现了中华文明对外来文化的兼容调适,折射出南朝时期政治、信仰、艺术与社会思想的深层变迁。
 
南朝萧梁陵墓石刻的主体形制完全继承了中国上古的丧葬礼制。例如,陵墓神道前成对的石兽、石柱、碑碣的排列范式,都是源自先秦两汉“象生仪仗、镇墓辟邪、彰显等级”的陵寝制度,体现了中国传统尊卑礼制、事死如事生、皇权威仪的理念。石兽承担镇墓、守护亡魂、彰显帝王正统的功能,都是中国传统礼制的形式。与此同时,佛教图像(如纹样、石兽造型)经过“礼制化”的改造,完成了向陵墓空间中镇守护卫与身份象征的功能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是艺术形式上的吸纳,更是外来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
 
南朝萧梁陵墓石刻生动体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魏晋时期玄学兴盛,礼教松动,佛教凭借生死轮回、彼岸世界的教义契合南朝帝王、士族的需求,而以梁武帝为首的皇室贵族普遍崇佛,佛教开始融入社会生活。陵墓石刻作为当时官方的雕刻艺术,吸纳佛教纹样是时代审美与文化风尚的必然。不过,从根本的礼制层面而言,陵墓作为皇权等级的核心象征,石刻的礼制内容还是保留中国传统,只是在装饰细节上吸收佛教文化元素,并不能影响陵寝的礼制根基,是在皇权主导下对两种文化的一种调和。
 
南朝时的“夷夏之辨”,聚焦于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论争。面对“佛为夷教、有伤华夏礼法”的社会诘难,从僧祐编纂的《弘明集》中所收录的君臣论诰看出,以梁武帝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对此进行了积极的理论调和,提出“三教同源”说,采用“佛助王化”的策略,将佛教的慈悲因果与儒家传统的仁义孝道进行结合。这种理论调和生动地反映在南朝萧梁陵墓石刻中,呈现出层次分明的文化吸收:石柱接纳佛教艺术,石兽展现了狮子意象与中国传统神兽的融合,而作为政治礼制与纪功树德载体的石碑则是以中国传统的形制为主。石碑对传统礼制范式的恪守,与石柱、石兽的创新尝试相辅相成,在视觉呈现上坚持华夏正统,同时也表现出对外来佛教文化的包容。
 
从思想层面而言,南朝萧梁陵墓石刻反映了当时“生死”观念的融合。中国传统的丧葬核心是“魂魄守墓、荫庇子孙”,依靠神兽镇墓、祭祀祈福;佛教传入后带来了“轮回、往生、净土”的生死观念,在陵墓石刻中加入佛教纹样,是帝王希望借助佛教的力量获得超脱,是中国传统生死观的拓展,正是在陵墓石刻中,两种生死观念得以融合。
 
从艺术层面而言,两汉石刻风格古朴雄浑,南朝石刻线条灵动、纹样繁复,很大程度上是吸收了佛教造型艺术的元素。佛教艺术带来的新的雕刻技法与审美,与中国传统神兽造型、礼制结构相结合,造就了南朝石刻独有的艺术风格。
 
南朝萧梁陵墓石刻直观反映了南北朝时期中华文化对外来佛教的吸纳、融合,这种文化交融也为隋唐大一统时代佛教中国化奠定了文化与艺术的基础。
 
(作者李晨洁,为南京审计大学助理研究员)

 

来源 | 微言宗教

本文原载于《中国宗教》杂志2026年第9期

 

           

从南朝萧梁陵墓石刻看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

2026-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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