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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通长老访谈录

编辑:佚名  来源:江苏佛教   【字体: 】   发布时间:2015/11/2 10:36:17

根通长老访谈录

记者◎仁 正 仁 慧

【编者按】时年近90岁高龄的根通长老,经历了数十年的风雨,见证了现当代中国佛教恢复发展的历史。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长老身为政协委员,积极参政议政,为佛教乃至祖国传统文化的恢复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而在长老看来,这一切的一切,却是极其平常的,只是出家人的份内事。

2014年岁末,本刊编辑部北京特派记者有缘前往北京广化寺亲近了根通长老。让我们透过本文,在长老丰富的人生阅历中,去体会这“平常非常,甚深非深”的佛法真谛。

记者:长老您好!我们听闻您在北京,受我们江苏省佛教协会领导委托,我们特来拜访看望于您。还想请您作慈悲开示,指导我们更好地学佛做人。

根通长老: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一个是因为年纪大了,我1928年生的,到今年就86周岁了,虚岁是87。今天可以说是88岁了,因为冬至都过了。另一方面呢,经过了八十多年了,仅出家时间也算有几十年了,书没读多少,也没有做出什么了不起的成就,更不谈有什么可供别人学习的东西,很惭愧。

可惜呢,一天忙忙碌碌,就是从去年到现在稍微空一点。以前一天不是开会啊,就是要光顾这里、光顾那里,都没有时间。现在总算稍微好一点了,有点时间了,身体却又不行了。

此次我是从山西过来,今年春天就来了,到这儿开会来的。会开完了,到这里来挂单,不是在这里常住。以前每年国家开两会的时候都要来。这里的方丈和尚怡学法师,他今天不在。我常住是在山西太原,那里有个玄中寺,从1980年到现在,也有三十多年了。80年户口到太原崇善寺的嘛。其它的(时间)我就在五台山。

记者:我们从您的资料中了解到,您是多年的全国政协委员,您刚才亦有提到,以前每年全国两会召开您都要前来参加。那么,请问长老,佛教徒该如何看待参政议政?又该如何通过参政议政,来维护佛教权益,为国家建言献策呢?

根通长老:修行嘛,现在都要学习这一方面的东西。因为佛教徒本身就是国家的一份子。爱国爱教,是我们每个佛教徒义不容辞的使命和应尽的职责。我们现在中国佛教协会不是主张要推崇人间佛教才能适应社会嘛。你不适应社会,你怎么能够契理契机去弘扬佛法?

我当了三届政协委员、二十年主任,现在不是了。我们佛教有很多寺院道场都是名胜古迹,我就曾多次在政协会议上呼吁政府,要尽快立法保护。永久的资源应当保护,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都要出台相应的措施保护名胜古迹。

其他方面,具体参与了哪些提案,算起来不少了。去年印了一本《根通委员建言录》,都是讲政治,是公开出版的,算是交给党和人民三十年来的作业。本来不想印,因为我没有写作能力,我也不会,就是搞了这么几十年。后来我们那边佛教会的,有跟了我二十来年的一些同志非要叫我印,没办法。现在你们是问来了,一般我不说,没有什么可说的。

记者:近年来,在中国佛教协会的号召和引领下,全国佛教界积极践行人间佛教,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请问您怎么看待我国佛教近些年来发展?

根通长老:我国如今政通人和,民生幸福,宗教自由,这是有史以来所未有的太平盛世,大众应当珍惜。因为我国有13亿人口,相当于几个小国家,要解决人民的衣食住行不容易。我国过去贫穷落后,还受日寇侵略,来潮汕杀人放火,我当时三餐难度。我国要强大,人民要富裕,需要13亿人民拥护党和政府,同心同德,共振中华。六中全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为实现这一目标,佛教可以发挥独特作用。佛陀宗旨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坚持戒定慧,破除贪瞋痴,断诸欲壑,深明因果,发菩提心,修菩萨行,慈悲济世,舍恶趋善,救苦救难,这样就能使治安祥和、减少罪案,和谐世界也就能早日到来。只要广大佛教徒坚持爱国爱教、弘法利生,佛教就完全能够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为国泰民安作出贡献。

记者:谈到佛教的恢复与发展,您对山西五台山的佛教恢复亦倾注了大量心血。您能否给我们回忆一下在五台山的一些往事?

根通长老:1955年我才到五台山。最初,我只是想到山上的广济茅蓬(又名“碧山寺”),认真听听应慈法师讲《华严经》,并没有打算常住。真想不到呵,一住就是这么多年,这都是缘分。

初到五台山,感觉气候很冷,有些不太适应。因为我是南方人,离不了大米,但是在五台山一口大米都没有,吃的是供应的粗粮。气候不好,交通也不畅通。现在想想,那时候还是挺艰苦的。

好的是,当时的广济茅蓬住有100多名僧人。大家汇聚一堂研习佛法,互敬互帮,取长补短,学习氛围非常浓烈,而且也很正规,这使我感到特别兴奋。而且,寺庙管理有序,不愧为国内外闻名的十方寺院。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能海上师就曾任过该寺的住持。我初来时,能海上师也常来寺讲经。

促使我能够在五台山常住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当时五台山设有管理民族宗教事务的五台山办事处,处里的干部常到寺院看望僧人,问寒问暖,有什么事情都和大家商量,经常帮助寺院解决一些困难,给我留下了好感。这一年过端午节,宗教办事处给每个僧人送来五个粽子。这虽是一件生活小事,但却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僧人的关怀。这一切都使我对五台山产生了好感。

五台山办事处的那些干部也能够懂得出家人的思维,积极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做得很好。通过他们给我讲,再加上自己学,在五台山,我的心态有了很大的转变,认识也逐渐成熟。

1957年五台山成立佛教协会,僧众便一致推举我任佛教协会秘书长,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因此我没有接受。因为我来五台山时间不长,对各方面情况很不了解,接受这么高的职务于我不好。最后我只勉强答应担任了协会常务理事,另外还担任了广济茅蓬的监院。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茅蓬僧人多,但经济来源很缺,仅靠化缘很难维持日常生活,没办法,还得靠政府救济一部分。佛经中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教导,我就和寺院住持、僧众商量,决定开展农禅并举活动,开荒,种地。

同时,响应政府号召,植树造林,绿化荒山,庄严文殊菩萨道场。因为当时的五台山大都是“荒山秃岭”,可不像如今这般树木葱郁,是名符其实的“清凉世界”。60年前,当时在五台山,为首的能海老和尚(现代著名的显密圆通的高僧)告诉我们,五台山是文殊道场,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供养文殊菩萨,多种一棵树,多给文殊菩萨的道场增加庄严,等若干年以后,这里会变成林海。这就是我们出家人应该做的事。所以,能海老和尚住在清凉桥吉祥寺,原来是荒山秃岭,现在前前后后都是树林,非常茂盛,基本上是不到庙门口,就看不到庙。

文化大革命发生后,我被赶出寺庙,在社会上流浪了两年。1970年夏,五台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我就去找五台县有关领导,说不让当和尚,也要在五台工作。正好遇上了曾在五台山工委当过书记的王存文同志。他了解我,便对我说,先在五台找个吃饭处,别的事情以后慢慢再说。于是,我就在五台县苗圃有了一份工作,具体负责苗圃的总务工作。

除了管理总务,领导还让我到外边采购东西,后调五台县运输公司当采购,这样一干就是十年。从1980年起,我开始主持山西佛协的工作。

记者:寺院的恢复管理是一门独特的课程,您担任过寺院的方丈,能否给我们分享一下寺院管理方面的经验?

根通长老:虽然大家是单纯因为信仰而聚集在一起,想法多元。但是,人与人的相处,都是需要互相感化的,只要寺院方丈能够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就行。我们佛教讲众生平等,那么,方丈就不能搞特殊,要和其他师父同吃、同住。比如,吃饭的时候,你是方丈,先给你舀一勺。但是,大家都是一样的饭、一样的菜。大家只是彼此分工不同而已。

“马祖立丛林,百丈立清规”,古来我们佛教丛林根据自身清规,实行的就是现在所说的“民主管理”方式。寺院的管理者并不是一个人,而是由方丈、班首、执事等共同组成的“管理团队”。方丈根据法师的能力,“礼请”(而不是命令)不同的法师担任管理人员,共同对寺院进行管理。比如,管理寺院的财务,我当家的时候,是半个月念账,最迟不能超过一个月,请核心的人来听。一项一项地念。此外还得公布。现在的名词叫“透明”。不仅如此,因果真实不虚,施主的钱的用途必须一点不差地执行。你是施主,给我钱让我买砖,我就不能用这个钱去买药,因为人家施主是要买砖。尽管同样是做功德,“施砖”的果与“施药”的果是不同的,因此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改动。

所以说,寺院管理,没有什么特别的,照着古来丛林的清规,参照执行就是。

记者:我们常说,“弘法是家务,利生为事业”,弘法和利生是佛教一肩荷担的两付重担。久闻您对社会慈善的利生事业都十分重视,曾为山西佛教和佛教文化、扶贫救灾和希望工程、重点项目建设,以及社会福利事业等筹措过大量的资金、物资,请您谈谈对佛教徒参与慈善利生事业的看法。

根通长老:佛教让人“知恩报恩”。出家人修学佛法、证得智慧,那是“知恩”,而大乘菩萨行则是“报恩”。修建寺院是“报佛恩”固然重要,而“报国恩、众生恩”的社会服务同样也很重要。有条件的地方,要多做慈善工作。不单是做办学校、扶危济困之类的慈善活动,更重要的是关心社会热点问题,比如养老。

弘扬佛法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众人的。出家人的生活要求不高,再多的东西无用。应该服务社会,为社会多做善事。作为净土宗僧人,在人间多做善事、好事,多做爱国的事,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就大点。

记者:恳请长老为我们开示信愿念佛与严持戒律之间的关系。

根通长老:简单来讲,信、愿、行三资粮,重在行为。第一个是有信,有正信,有正确的信仰、正确的理念。第二是有愿力要往生,有愿力要解脱。但是这个是两个字,属于理的范畴,没有达到第三个——事的范畴,要有事才行。事要落实到行为中,规定我一天诵多少经、念多少佛、拜多少拜,这些都是行持。最要紧还是戒,还是见,知见,正知见,你知见邪的你就在那里念,有用吗?现在不是也有好多人一天就是叫念佛,念出来都是邪知邪见,结果呢?也不会得到很好的效果。依这三个,好好念,好好参,好好端坐去修,就行了。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理是理,事是事,理事圆融,事理无碍嘛。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那就能达到圆融嘛。光说不做也不行;反之,光会做却不知道理,总归比不会做强,是不是?融会贯通才能妙用啊。

信愿念佛之外也还要持戒。你不持戒,怎么能培植善根?人人都知道北京有个天安门,但那天安门你怎么来啊?新疆的人你怎么来?广东人、海南的人你怎么来?靠步行要走多少年?坐飞机没钱?那么就得有资粮,你不积攒点钱来买飞机票你怎么来?这是比喻哦,是吧?极乐世界好优越,殊胜,殊胜归殊胜,是弥陀的愿力啊,弥陀接引你啊。但是你自己不做工去攒两个钱(信愿念佛),光有阿弥陀佛的愿力就行啊?那也解决不了问题。还得你自己有行持,有愿力。所以你就攒资粮啊,你不攒资粮是没办法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只是来的方法不一样而已,坐飞机来,坐高速来,坐火车来,坐拖拉机来,骑马来,步行来,各有各的方法……就不一样了,价值就不同了,就这么个理解。

记者:您是修学净土宗的僧人,在当时,修学净土宗的寺院有很多,您是什么因缘选择恢复玄中寺的?

根通长老:玄中寺在山西交城县,离交城县城十几里地远。规模不大,人也不多,一二十个人,一天三四十个人吃饭。这就是目前的现状。明学法师去过。那里的小风光(景色)不错,你们夏天有空可以去看一看。冬天不要去,太冷。

谈到玄中寺的恢复,其实也没有什么,那是在党和政府,在中国佛教协会领导下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情。最主要是因为玄中寺是我们中国净土宗的祖庭,日本的一部分佛教徒——净土宗、净土真宗,他们把昙鸾、道绰、善导三位祖师奉为日本信仰的祖师,而在中国历史上,玄中寺是昙鸾大师、道绰大师的中兴之地,所以日本也将玄中寺奉为祖庭。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日本人由于知道当年日本在中国犯下了滔天大罪,所以同我们中国佛教协会取得联系,要来求忏悔。后来我们就把玄中寺这个古道场重新逐步恢复建设,满了他们的这种诉求。其实呢,也没有做什么,我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事,都是大家做的,不是我一个人干的。我做得很少,没有什么。

根通长老访谈录

(长老侍者补充)

侍者:其实啊,为什么根老选择恢复玄中寺呢?就是因为他慈悲、和平,他是行菩萨道嘛,维护中日友谊,让中日两国不再战,这是最大的菩萨心。

他在恢复玄中寺时,一直通过民间交往的途径,为中日两国的和平在做事情。有一个很细小的故事:

他去日本那年,他都是自己从中国买了好多东西,去的时候带上,去发给日本民众。当时,日本民间也是对中国很好的,其中有叫菅原惠庆的一家人,他们把中国劳工的尸骨都收集起来,再交还给中国人。后来,这个菅原惠庆长老骨灰就安放在玄中寺。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根老为中日的和平,很努力地做了很多事情。

归纳起来说,从全国范围来讲,他是最早出山恢复佛教的人,先有他出山恢复玄中寺,赵朴老去,然后才开始恢复五台山,再后来才恢复南方的佛教。

记者:我们了解到,您有一些著作是关于玄中寺,关于昙鸾大师、道绰大师的,所以,想请您开示一下昙鸾大师和道绰大师的净土思想和地位。

根通长老:我们玄中寺搞过两次关于净土宗的研究,在山西也办了两次,请北京的知名学者来共同研究了一下。

众所周知,我们中国大乘佛教分为八宗,净土宗是其中之一,而净土宗里头记了十三祖。那么,从慧远大师算起,到现在一共只有十三位祖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因为他不是遵循传承关系而排的,不是师父传徒弟,而是后人推崇,认为他可以值得我们作为祖师来崇拜,所以他才十三个。

在我小的时候并没有十三个,就记得是九个,那个时候叫莲宗九祖,后来才有莲宗十一祖。不久以后,印光老法师圆寂,当时的一批四众弟子就把印光老法师推为莲宗十三祖,是这么回事。那么我有我的论调,因为像中国这个情况呢,我也发表过我的论断,我说莲宗、净土宗是十五位祖师,你们大家都恭敬那十三位,我们玄中寺的祖师就没有境界啊?昙鸾大师就没境界啊?道绰大师就没境界啊?昙鸾、道绰,他也是兴宏净土的奠基人,那为什么不列?为了团结,我们不必要强调那么多,你们说十三,我说十五,没有关系,我们就各拜各的嘛,无非就是初一十五多磕几个头嘛。我是这么主张的。因为日本就讲三个始祖,我们中国不讲三个,我们是讲,我们中国是从慧远大师开始。

总而言之,对于净土宗这三位大师的地位问题,十五祖也罢,十三祖也罢,无非就是对过去的古人一个推崇、一个崇拜嘛。对他们著作多加以实行,多用时间念佛就对了。就是这么个情况。

记者:那么,有关昙鸾大师、道绰大师及善导大师的著作,从唐代失传之后,您认为这种失传和近代从海外又迎回,一个失传、一个迎回,这个产生的变化对于净土宗的思想有什么影响?

根通长老:没有啊,基本还是那些东西,我们迎的也并不多。现在我们做的工作之一,就是想把净土宗的思路理顺。最近我虽然身体不大好,但是我还在坚持做。因为昙鸾大师是北魏的人,他的记载很清楚,不会含糊其词。他是去江苏茅山学道家的法,返回来到洛阳见了菩提流支,菩提流支给他讲西方印度的净土信仰。从那个时候起,转变了他的信仰。他认为菩提流支的这个理念是正确的,所以他接受了。那么菩提流支就可以说是昙鸾大师转入净土的引荐人,也可以说是师父,我是这么个认识。

那么,菩提流支上面还有人啊,那是谁呢?那就是世亲啊。世亲以上呢?龙树。所以现在我在做这三尊像。但,我们同日本的那个信仰(净土真宗)是两码事。

记者:佛教寺院既是修行的场所,同时也兼有旅游功能,因其历史原因,很多寺院更是文物保护的重点单位。近年来,这三者之间,由于发展的不平衡,往往会产生矛盾,对于此,以您的经验,佛教界、文物保护单位、旅游区三者之间,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根通长老:我们建国以后有好多政策界限啊没有十分明晰,而且呢,都带着互不理解的这么一个心态来解决这个实际工作,其实应该坐下来(谈)。

从法律角度来讲,作为中华民族的公民,尊重国家政策法令,这是佛教徒应尽的义务。但是作为宗教界,特别是佛教,这又是一个团体,这部分的人呢,他非常尽责和爱护,因为出家人以寺为家嘛。

从历史角度看,我们中国现在保存下来的众多文物古迹,大多数是寺院,这些寺院的一点一滴,都是和尚们辛辛苦苦化缘创造出来的,就等于他的家业。如果国家不够重视,移作他用,心态就接受不了啊,是不是?我们对这个问题上呢,应该有个正确的理解。

自从国家宗教政策落实到今天来看,总的大方向是好的。因为大家通过学习和理解,有所改善。也希望这种好的政策落实往后还得有更好的一种,因为这是文化的传承,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靠什么呢?离不了儒释道嘛。佛教是从印度请来,之后与中国的儒道二家相互融合,成为中国的文化底蕴,对国家是做出大贡献的,是不是?所以说,这个问题要慢慢解决,也不是一下就能解决的。

记者:刚才您谈到,您所住持的玄中寺是净土道场,我们江苏苏州的灵岩山寺也是净土宗祖师道场,您曾参学过那里吗?

根通长老:我去过灵岩山。好多年前,现在根本不想出门了。

谈到灵岩山,现在我跟你们说个建灵岩山寺的因缘,能够给你们提供一些历史资料。印光老法师最初兴办灵岩山道场是有他的因缘的。第一,我听我师父说,是因为日本打仗,普陀山面对的是前海,后头是舟山,老法师就退回内地,但他也没有离开江苏。江苏这个地方文化发达,经济好,风光、气候、人文都好,信仰的人很多,可以说叫做“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是一个佛教信仰气氛浓厚的地方。苏州、杭州都有独特之处,共同特点是信众很多。而在上海就不行,上海是个都市,当时上海佛教已经有好几座寺庙了,老法师也去了上海讲过经、做过法会,所以老法师就选择在苏州。这可能有他的一些办道场的因缘吧。

特别是普陀山有个小庙,叫做百子堂。百子堂是一个很好的小庙,经济很好,他这里头有一个当家师父,叫真达老法师。真达法师在上海,上海就有一个寺庙,以前我还经常去这个庙,叫做太平寺。太平寺就属于普陀山百子堂的,那管事的呢就是真达法师。真达法师是个很好的修行师父,虽然太平寺的佛事多、香火多,但是,太平寺的经济收入,真达法师除了用于寺院的修修补补,及够太平寺日常开支,其他的钱都给了印光老法师。印光老法师开道场,主要就是弘法利生——印经。

最初兴办灵岩山寺的时候,实际上老法师还没有到灵岩山住,是住在苏州市里头有个报国寺,在报国寺闭关,关心灵岩山。

灵岩山寺办得这么好有几个原因:其一,本身道场有修行领众的人,就是印光老法师。此外还有几位修行的,像后来的德森法师、了然法师,有这些人在灵岩山住,领众念佛。

其二就是由于妙真和尚。妙真和尚确实有办事的才能,会策划,会做事,也值得人家信任他尊重他。最初在上海的时候,他就在觉园住着,觉园里头就办了一个弘化社。妙真和尚同我的关系就很不错。

灵岩山这一切建设都是妙真和尚一手设计、建设和维护的。刚开始建设时,就搭竹棚,有几个师父念阿弥陀佛,就在山上住。那么,当家妙真和尚跟印光老法师有这个因缘啊,才二十来岁就当了印光老法师很得力的助手,办事样样讲效率、规矩、因果。只是,妙真和尚口才不是很伶俐。我同他认识多年,也经常有往来,我们在上海——他在觉园,就经常来我住的地方,那是1953年以后。

五几年到现在,我就去过灵岩山一次,去的时候妙真和尚不在山上,就有那几个字刻着,我念了两天佛就回上海来了。那时候交通不便,我在上海有上海的事。所以灵岩山呢,我感觉灵岩山这个道场办得非常好,有净土信仰。因为印光老法师,他的传统就是正儿八经的依止《净土五经》。当时老法师在的时候,灵岩山住过二三百位师父的,他个人的修行,值得人家崇拜。

哎,那个时候过冬冷啊,没有取暖的。我还见过印光老法师自己做的棉鞋,把棉花铺得厚厚的,感觉绷在脚上很紧的样子。老法师八十岁时,一天就用一点水,而且不要侍者给他倒水,不要侍者照顾他多少,对自己却是绝对的严格。而且,那些同印光老法师同住过的人都知道,老法师不坐靠背椅的,只坐平板。我们普陀山师父寺里就没有靠椅,为什么呢?老法师不坐有靠背的椅,不允许。老法师坐就是端端正正的。

记者:刚才您给我们回忆了印光法师恢复灵岩山寺的一段情景。那么,作为净土宗僧人,您对印光法师还有哪些了解和历史回忆呢?

根通长老:印光老法师不贪布施,一直都了不得,他完全是以书信弘法,是近代以来中国僧界里头最了不起的一位大德。

因为什么我们知道?因为印光老法师在普陀山三十年。我出家在普陀山,是普陀山的子孙。我师父叫了清,曾是方丈。是民国六年,印光老法师把他请出来当法雨寺的方丈(普陀山的方丈三年一届,我们师父算有成绩的,当两届就下来了,不管事了)。印光法师是法师,他们就接近很多。老法师有好多事我们师父都要帮忙,开念佛堂也是他同我师父两个人开的。我师父说,最初有几十个人来念佛,念念丢下他们两个。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

再一个,印光法师是普陀山上住的,三年闭关,老法师的关房我都去拜过。我们师父经常晚上没事就对我们说,“哎,印老法师不念经……”你说说,怎么老法师不念经呢?我们师父说:老法师是陕西人,不会说普通话,只会说陕西的地方土话,大家听讲,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也不会磬,他没有赶过经忏,他只敲四个音的六字洪名,念佛。

但是他笔杆好,他的墨迹、笔画都非常工整。他写书信,全都靠笔杆子,源于什么?智慧啊,看经看了三十年,大藏经看过三遍得来的智慧。他一天的事务就是闭关、弘法,就是这样。好多居士提出各种疑点来请示他,他也答复了。

我是在普陀山听我师父讲的,我们才能知道这些。那么现在,和我同一辈的人都没有了,我师兄弟之间,就剩我一个了,没有人了。

记者:谈到灵岩山寺,离不开数十年坚守灵岩道风的灵岩山寺住持明学法师,明学法师早年也毕业于中国佛学院,不知您和明学法师是否熟识?

根通长老:明学法师也很讲修行,和我是中国佛学院的同学,比较熟悉。每年开会都要见,今年没见,去年见了一面,最近又去我们老家参加法会,我也见他们了。他九十多岁了,大我十岁,听说最近身体也不太好,跌了两次跤。但还很精神,很好。

记者:您和明学法师都毕业于中国佛学院。那么,您认为,您被选送到中国佛学院学习的这段经历,对您日后的弘法有着怎样重要的影响?

根通长老:1958年,我被推荐为山西省青年联合会的代表,还担任了五台县政协委员。1959年,又被选送到中国佛学院一年制培训班学习。这个培训班,是建国后佛学院开办的第一个培训班,当时我是班长。

比较重要的一点,当时佛学院的教务长正果法师对我影响很大。因为他是学天台宗理论的,对止观学甚有研究。我出家后也学过小止观,但一直不得要领。有一次,正果法师就对我说,止观就是修行。修行的结果就是要明心。明心就是要破我。修行如果离开了明心,磕破头也成不了佛。正果法师的这段话,使我豁然开朗,顿释前疑。尤其是,正果法师提倡把佛学的积极思想运用到“现实社会,建设人间佛教”上去,透过他的言传身教,也使我感到终生受益,在学佛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直至现在,还是非常怀念和感恩中国佛学院的那段时光。

记者:刚才我们了解了您就读佛学院的一段往事。那么,您最初的出家因缘又是怎样的呢?

根通长老:我俗乡是广东潮阳县棉城镇兴归人,两岁随父母移居汕头,9岁又返住棉城。俗家姓周,名文豪,又名茂林。1928年农历七月十四日生。周姓在当地是名门望族。我祖上有二位先祖在清朝中过进士。一位做过徐州巡抚;一位中武榜眼,做过武官。到了我祖父手上时,由于社会的变革,家境衰落。

我的父亲叫周湘如(1899—1976),三岁时,祖父去世,家庭靠祖母一人维持,生活非常艰难。由于家境困难,父亲小学没毕业就到汕头一家商店当了小伙计。8年后,也就是父亲20岁左右,被老板提升为经理,专做汕头跟新加坡的红木生意。生意不错,在当时每月可领到30块大洋。我父亲和祖父一样,都不吝钱财,喜欢施舍。

母亲郑玉兰(1902—1953)是贤内助,生下三男五女。我排行老三,上有两姐,下有两弟三妹。8岁在潮阳城上小学。小学放假后,就回本家祠堂念私塾,背四书五经。16岁时考入县城中学读书。1939年日寇侵占潮汕,百业凋零,当木材公司经理的父亲陷入困境,所以我初中读了一年就辍学了。失学后,父亲就让我到自家和别人合开的公司学开发动机。几个月后,公司也因战乱而关闭。我便到本县司马蒲乡一个本家姑姑家躲避战乱。姑姑家住房小,只好把我安排到普济善堂去住。善堂是当地群众办的慈善机构。善堂的会址又类似寺庙,住着僧人,并由僧人当家。我在姑姑家吃完饭没有事情了就到善堂看经或同僧人们一起念经,过着一种半僧半俗的生活。后不久,善堂一位名叫根同的法师问我,说你愿不愿出家?我就很高兴地点头,说愿意。经根同法师联系,1945年3月21日,也就是当年的农历二月初八, 由根法长老(约1881—1966,潮阳和平人,苦行修持出众)代剃发,礼普陀山法雨寺退居方丈了清法师(1874—1952,俗乡惠来县葵潭)为剃度师,取法名续达、外字根通。第二年9月,到潮州开元寺,拜正在那里主持水陆大法会的虚云法师受沙弥戒,越载再到该寺礼传戒师智诚方丈受具足戒。我的出家受戒情况大致就是这样的。

记者:作为老一辈的长老法师,您平生最引以为傲的事情是什么?

根通长老:我最引以为傲的事情就是做经典的整理。比如,校勘、印行《华严经》,组织、编撰佛典之中关于文殊菩萨内容的结集,整理藏经中的《清凉山志》等等。这些事情我觉得是比较有意义的。除此之外,以上有提到过,就是注重于对以玄中寺的开山祖师、同时也是中国净土宗的创始者之一的昙鸾大师为代表的北方净土宗学的研究和整理。

记者:谈到典籍整理,那么,对于当代创办诸多佛教期刊,您有怎样的看法?

根通长老:谈到办杂志,(解放前后)中国佛教,我知道的,佛教刊物最早《弘化》就是灵岩山的,专门弘扬净土的,最早。还有上海有个《觉有情》,这两个。解放初期《弘化》还起到很大的作用,现在嘛是《法音》,《法音》以前叫《现代佛学》,那是北京办的,后来这些就更多了。总的来讲,无论是典籍整理,还是佛教期刊,对佛教的弘扬都是有好处的。

记者:谈到修行,对于我们当下的年轻人,您认为,应该怎样平衡生活和修行之间的关系?

根通长老:我们现在这个信仰啊,信仰的人很多,五花八门啥都有,各有各的想法,但还是要稳妥一点,还是要跟着这些有修有证的老人们修来得稳妥。不要好高骛远,好高骛远没多大意思。不要要求太多,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做人。不要想得天高地厚,平平淡淡就好。信佛的人都一样。念两本书,多增加点知识固然好,但是主要还是在于个人。少打那些没必要的妄想,没事坐在那儿休息三分钟,静下心来念佛,比做什么都好。

记者:感恩长老慈悲,能够接受我们的访谈,并如数家珍般,道出如此之多的史料和经验之谈。

根通长老:我这一生啊,可谓虚度了80多年,没有做真正的大事。这不是谦虚。我们同古人比起来还差得太远,同现在的人比起来也很差。我现在参观别人修好的寺庙,觉得人家做的事情比我做的好得多。

我学得不多,说得不好,说得不好。请你们原谅。

记者:感谢长老,祝您法体安康。阿弥陀佛!

根通长老:阿弥陀佛!(文字整理:宗道)

(注:部分内容,系本刊编辑部根据长老有关资料进行整理补充,并获得长老认可与核实。)

【根通长老简介】

根通长老,俗名周文豪,1928年7月14日生于广东潮阳棉城兴归乡,汉族。

1945年春,在原籍司马浦乡普济善堂依普陀山伴山禅院了清法师剃度出家。1946年9月从虚云长老受沙弥戒,次年从岭东名僧开元寺住持智诚法师受具足戒,留寺住了一些日子后,远行参学,至了清师父身旁苦习,旋到普宁县白水岩常住6年,自种自食,至1953年元宵,移住汕头市岭东佛教会(时理事长为又宗法师)。

1953年农历十一月赴上海市,住进由师兄根造所创常乐精舍。两年间,夜听密显法师宣讲禅宗,或出门听应慈老法师作狮子吼,大得法益。

1955年往山西朝礼文殊菩萨,农历三月三十日抵五台山碧山寺(又名“广济茅蓬”),从此与山西结下不解之缘,布教于三晋,弘法于五台。在碧山寺,听应慈法师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听能海法师讲比丘律等经论,历时三载,增长智慧。

1957年任五台山佛教协会常务理事,次年,被选为五台县政协委员、省青联代表并出席省青联代表大会。

1959年被选送中国佛学院一年制培训班深造,受教务主任正果法师赏识,得其教益。毕业后,回五台山碧山寺,历任监院、都监和寺管会副主任,五台山佛协常务理事,五台县政协委员。高僧能海法师冬日常住寺中,依之习法。“文革”期间受到冲击。

1980年秋,被调到山西省佛教协会主持会务。1981年在山西省佛协第三届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并当选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1984年章木样会长圆寂,根通法师任山西省佛协代会长,全面负责山西佛协的工作,为山西佛教的复苏和运转付出了极大的辛劳。1980年起任山西省政协五、六、七届委员、常委、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1993年3月以来,任山西省政协八、九、十届常委和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等职。

1996年倡议成立“山西省五台山敬造五顶文殊铜像功德委员会”,日夜操劳,终于在1998年9月20日举行盛大开光法会,数万人参庆。

2000年4月9日,升座山西省交城县玄中寺方丈,由时任北京佛教协会会长传印法师送座。

2010年2月至今,先后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第八、九届理事会咨议委员会副主席。历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政协常委、山西省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山西省佛教协会会长等职。

近年来,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反对邪教和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干扰,促进民族宗教自身建设和人才培养,为维护民族宗教界的团结稳定,为当地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服务等方面部做出显著的成绩,成为省政协民族宗教工作最活跃的人士之一。尤其是他代表山西民族宗教界多次在全国政协大会上作书面发言,受到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宗教局主要领导的肯定和表扬。

他提倡“人间佛教、知恩报恩”,倡导和带动山西佛教界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团结友善,克己奉献,服务社会造福人民,关心支持各种有益的社会文化公益事业。他利用个人在山西和海内外佛教界的影响,先后为山西佛教和佛教文化、扶贫救灾和希望工程、重点项目建设和社会福利事业等筹措资金、物资上千万元。

多年来,他支持有关方面编写出版了《中国佛教楹联精选》、《佛教净土宗与山西玄中寺》、《中国净土宗通史》,《昙鸾道绰大师传》等书和拍摄了《佛教圣地五台山》、《净土古刹玄中寺》等电视系列片和VCD光盘;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中外佛教文化交流活动,多次出访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台港地区,既弘扬了佛法,又扩大了山西佛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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